7月4日，2025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据要素与经济安全”专题论坛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成功召开。该论坛由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组委会主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承办，围绕数据要素与经济安全主题展开深入探讨，旨在剖析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技术与治理平衡问题及其对国家战略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学院院长戚聿东教授出席论坛，并发表题为《人工智能技术派与治理派的分歧及我国战略抉择》的专题报告。戚聿东教授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政府津贴，曾主持完成4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出版十余部学术著作和教材，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媒体发表理论文章十余篇。

戚聿东指出，在人工智能发展思路上，存在技术派与治理派的鲜明分歧，这种分歧不仅存在于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之间，也存在于企业内部。基于此，他围绕人工智能的重大进展与治理问题、以OpenAI为例的企业内部“内斗”所体现的两派分歧、欧美作为两极的发展思路差异，以及我国应坚持的战略原则展开分析。

从发展历程来看，自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首次提出人工智能概念并确立为一门学科以来，AI研究已历经69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积累，人工智能正处于创新成果集中爆发的技术奇点期。1997年国际象棋世界冠军、2016年围棋世界冠军相继被机器人击败，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重大突破。当前，人工智能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为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发展，即通用人工智能（AGI），其未来演进方向是超级人工智能（ASI）。2023 年以来，OpenAI公司相继发布ChatGPT4、Sora等一系列模型，引发广泛关注，其他企业也纷纷推出各自的大模型，国内更是掀起“百模大战”，目前仅在国家网信办注册的大模型就达346个。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AI发展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市场呈现高度竞争态势，大浪淘沙，优胜劣汰，未来必然走向寡头竞争格局。

随着人工智能向深层次发展，其对各领域的影响愈发显著。以ChatGPT4为例，其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能力可对客服、助手、文创、科研、教育等领域产生“创造性破坏”；Sora能包揽短视频全流程制作，将为短视频、直播、游戏、动漫、广告等行业带来颠覆式创新。根据特斯勒定理，每当AI取得重大突破，其定义就会被重新诠释，如今AI已被定义为“一切尚未完成的事物”。随着智能水平提升和应用场景扩大，AI正挑战人类面临的各种“难题”，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都已感受到这种冲击。“AI For Science”正成为全新的科学发现范式，将对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带来范式革命。从产业工人到知识分子，从体力劳动到脑力劳动，AI对人类的替代式竞争范围和程度无疑将不断扩大。

当前的AI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阶段，即便在当下，其在算力、算法和数据方面所体现的高链接性、强渗透性和泛时空性，也远超以往历次技术革命。如果说前几次技术革命解放的是人类的身体和器官，那么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智能革命解放的则是人类的脑力和智力。从发展趋势看，无论是感知、认知水平，还是记忆、计算能力，亦或是智商、情商表现，几乎在所有方面，未来AI都有望达到人类个体的最高水平。从这个意义上，称未来的超级人工智能为“世界模拟器”或“人造上帝”并不为过。总之，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正进入集中爆发期，将对人类的生产、生活、生态产生全面、深刻、持续的影响。

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数据隐私、幻觉、偏见与歧视等一系列治理问题也日益凸显，联合国及欧盟等已出台相关治理文件。此时，“技术优先”还是“治理优先”的分歧愈发明显。广为人知的OpenAI“内斗”，便集中体现了技术优先派与治理优先派的战略分歧：以奥尔特曼为代表的一方主张“大力出奇迹”的技术至上，也就是坚持技术优先；伊尔亚为代表的“超级对齐论”，则强调治理优先。这场内斗中，奥尔特曼从被罢免到回归的过程，反映出公司内部在技术与治理、开源与闭源、公益与营利等问题上的重大分歧。

从区域层面看，欧盟与英美在AI发展思路上呈现两极分化。欧盟对包括AI在内的数字新业态采取“穷追猛打”的监管态度，通过一系列立法（尤其是以GDPR为代表）坚持治理优先。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通过一系列立法和技术发展战略则更强调基于技术优先的放松监管。在今年巴黎举行的AI峰会上，美国副总统万斯明确反对欧盟的严厉监管方式，警告过度监管可能扼杀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行业，这与特朗普一贯的监管立场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欧盟此前监管严苛，其观点近期也在发生变化，“去监管”思路逐渐被提上日程。

基于欧美两极的思路差异，戚聿东认为我国AI发展应坚持“技术优先权”。AI革命尚处于兴起阶段，若此时各类制度过度约束，将不利于其发展。正如李强总理所言，“不合作才是最大风险，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没有前沿技术和规模化的AI产业，安全、监管、秩序等治理问题便无从谈起，若因过度监管扼杀了蓬勃发展的AI产业，治理便失去了对象。中国工程院很多院士也对此表示担忧，认为AI革命尚在发展当中，不应过早被过多的治理与监管束缚。

戚聿东强调，我国应坚持技术与治理并重的基础上，应将技术发展作为优先项和首选项。美国科技右翼通过舆论影响力推动特朗普政府实施去监管化，以保持人工智能技术优势及全球技术霸主地位。我国AI发展虽处于第一方队，但比起美国仍有差距，因此需注重立足自身优势奋起直追，包括超大规模市场、广泛应用场景、专利、人才等优势。

围绕技术优先权和首选项，我国需构建创新友好型监管与治理体系，以支持创新为导向。对此，戚聿东提出几点建议：一是注重监管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一致性，防止源于金融领域的穿透式监管蔓延至人工智能领域，以免损害市场预期；二是治理政策供给要保持谦抑态度，坚持包容审慎监管原则，实施最小必要治理。三是致力于监管手段现代化，基于数字技术不断丰富监管工具箱，如广泛实施监管沙盒机制。